角落里厢

作为两篇面向德国大学生们的演讲，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并没有展现出太多循循善诱的风采，相反却从头至尾地透露出他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挣扎在学术与政治之中，挣扎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上帝不仅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慰藉与秩序，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意义，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的意义。但在科学兴起之后，上帝于是退让开了。而科学的本质恰恰在于，它不停地要求自己被超越和否定。它能够让我们能够走得更快更好，却没法告诉我们究竟应该去向何方。理性摧毁了信仰，在它身后只留下了一片残垣断壁，留下了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于是“一个文明人，置身于被知识、思想和问题不断丰富的文明之中，只会感到活得累，却不可能有享尽天年之感。”

而科学一度曾是用来探究上帝意图的工具。马克斯·韦伯用不无羡慕的口吻引用着17世纪荷兰博物学家斯瓦姆默丹的名言：“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在那个年代，理性与信仰合作无间：理性提供它所能提供的部分，而信仰提供其余一切。但是渐渐的，这样一个残酷的抉择被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理性与信仰两者之间必须决出胜负。或者为信仰去牺牲理性，或者为理性而抛弃信仰。这可能永远是一道没有正确答案的选择题。但无论如何选择，一味的祈祷和等待是无益的。去行动，遵照自己内心的指引。对于马克斯·韦伯而言，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政治这边，在“信念”和“责任”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对立。如果一个人严格遵照他的信念去追求一种终极的善，那么这个目标很可能会在追求的过程中就早早夭折。这其实是一种将信念完全置于后果之上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它具有楷模的价值，但也只具有楷模的价值罢了。而在另一方面，一个“善的”结果的最终获得，往往又是同一个人所愿意付出的代价多少相关联的，“他为此不得不采取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因而这种对于善的追求反倒获得不了理想的支持。

马丁·路德·金说过：“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这代表了一种无比崇高的信念。而马克斯·韦伯则说：“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道上求之，因为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只能靠暴力来完成。”这又是一个无比丑陋却也无从回避的现实。所以最终马克斯·韦伯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将“信念”和“责任”两者结合在一起人才能够担当政治的使命：“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然能无悔无怨。”至于他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是依然能够说“等着瞧吧”还仅仅是“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那一点也不重要了。

决定看《霍顿与无名氏/Horton Hears a Who!》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的剧情貌似很合我的胃口：丛林里有只叫霍顿的大象发现了一朵沾着一粒微尘的苜蓿花，而这粒微尘中存在着一个充满了生命的世界，他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他们的声音只有大耳朵的霍顿才听得到。如果我们能在一粒微尘中发现一整个世界，那么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这个我们看来硕大无比的世界——会不会也只是别人眼中的一粒微尘呢？这是一个充满了哲学意味的问题，或许永远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就好像你永远也无法确认自己没有生活在一个“黑客帝国”中一样。

然而影片看到差不多一半时，当其中的各类隐喻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我渐渐发觉它的不简单了。于是看完立刻去查原著的背景：1954年。在四年之前的1950年，麦卡锡于西弗吉尼亚州的维灵市宣布他手上掌握了外交部五十七个有安全隐患者的名单，就此拉开了一个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时代的序幕。也正是在1954年，参议院通过决议正式谴责麦卡锡议员的所作所为背离了美国所向来坚持的传统价值，结束了这段充满了忧惧、告密和迫害的非常时期。所以《霍顿与无名氏》的原著就相当于一部美国版的《动物农场》。

在微尘里的那个迷你世界中，出现的情况是对民众的阿谀。当Whoville的镇长站在阳台上告知镇民们他们的世界面临危险时，镇议会的议员们却对此嗤之以鼻并以百年庆典和风筝大赛为许诺，通过“民主”的方式最终决定无视镇长的警告。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固然肩负民众喉舌的要职，却不应沦为民意的弄臣，纯以讨好多数为己任，使民主蜕变成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不仅要代表民众说他们想说的话，还需要不顾利害地说他们不想听的话。这就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所在。

而在霍顿的那个世界中，状况就更险恶了。霍顿因为坚持他那不可理喻的“谬论”而成为一个既定秩序的挑战者。当袋鼠发觉哪怕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威也压制不了霍顿的异端观点时，就转而向秃鹰这个体制外的强援求助。一个成熟的体制，它的存在不会是没有用意的。就像一道病毒防火墙，不能因为偶有误报或降低了效率便就此无视它过滤了更多病毒的价值。需要做的始终都是改进它，而不是绕开它。秃鹰失败之后，袋鼠又摇身变为一个煽动家，打着"for the children”的口号轻松操控了狂乱的民意并为己所用，此时民众成为了她手中最强有力的工具。民主并不意味着多数就可以压制少数、为所欲为，因为多数人并不总是正确的，因为多数人也可能成为多数的施害者。

大象霍顿是一个坚定而乐观的行动者。无论是当几个小毛孩之外整个丛林的动物无一相信他时、当那朵苜蓿花掉落到300万朵苜蓿花的花丛中时，还是当他被愤怒的动物包围并被关进囚笼中时，霍顿都一如既往地坚称那个微尘中确实存在着生命。哪怕他们看不见、摸不着，但"A person is a person,no matter how small.”一个不同的声音就是一个不同的声音，无论它多么微弱。霍顿坚持并且做到了，因为他忠于自己内心的程度是“100%”。在最终每个动物都听见了Whoville的呼喊声后，霍顿却把兔子送他的曲奇饼干乐呵呵地递给了众叛亲离的袋鼠。对于原则的坚持并不是用来打压他人的手段，仅仅是为了坚持原则而已。

JoJo则身兼两种不同的身份：孤独、不被理解的孩子以及沉默者。生活在父亲浓密的期许中，却在夜里独自跑去天文台，沉浸在一个自己的纷繁天地里。在那天文台打开的一瞬间，我以为是在看一部蒂姆·波顿的电影。而在Whoville的每一个人都在为生存而大声呼喊的时候，正是JoJo最后的加入才使大家的呼喊声终于突破了壁障。在某些特殊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单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

个人眼光看来，《霍顿与无名氏》的深度在我所看过的好莱坞动画片中数一数二，同时又不乏生动的人物和笑料，真正的老少皆宜。整体而言，比之《瓦力》或《飞屋环游记》都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如果你能看懂的话。

我花了两个晚上读完了《2008公民税权手册》这本电子书，顺便做了一点摘录，把我自己觉得重要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了。本来贴在开心网上与朋友分享之后还想发到豆瓣上去的，结果说是要审核。索性再复制到自己的Blog里来算了。我的地盘爷爷我自己做主。

**注： 有些地方我为了简略起见把不同的段落拼接在了一起，或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用了自己的一些简洁表达（第10-19条），极偶尔也插进去一两句自己的评论（第17、18条）。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这里下载看全本/原本：http://ishare.iask.sina.com.cn/f/4830313.html

1.任何一样消费，不管是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还是用电交电费，打电话交话费，里面统统都有税。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国外一般把价和税分开，居民花的钱里多少是价，多少是税，都很清楚。而在我国，有意无意地把价和税混在一起，所以大家搞不清自己交了多少税。所以，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哪怕是乞丐，只要有购买行为，就免不了交税。可以说，在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税收无处不在。人人都是纳税人。

2.但在“税”的问题上，人们似乎失去了常识。例如，在观看奥运会开幕式上声势浩大的焰火表演时，很少有人为它的费用感到忧虑；当受灾地区的民众收到政府救济时，他们会跪倒在地，高呼“感谢政府”；在政府税收以两倍于GDP的速度迅猛增长时，还有不少专家学者建议，要开征新的税种；在政府部门的办事机构里，面对办事人员的拖沓冷漠，没有人会发出消费者常有的抱怨……人们似乎忘记了，政府收支的每一笔钱，都与自己的钱包有关；政府对民众的服务，是收取税金之后应尽的义务和应该做好的工作。

3.税收既影响每个人的收入，又影响每个人的支出，是对人们福利状况影响最大的一种社会关系行为。“纳税人”是每个人最重要的社会角色。为此，我们要像关注自己的钱包一样，关注税收状况的变化；要像抵制抢劫一样，抵制不合理的税收政策；要像争取自己的财产一样，争取有利的税收格局。

4.在衡量一个国家税负高低的时候，首先要区分“明税”和“暗税”的概念。所谓明税，就是法律规定的、由税务部门征收的税款；所谓暗税，就是政府在税务部门之外，通过其他渠道向老百姓取得的收入。明税加暗税，才是税收的全部。……在税收问题上，重要的不是税收了多少，而是政府为自己花掉了多少。政府在社会福利和公共物品上的开支，是对民众的利益返还，不是真正意义的税；而政府通过税收为自己花掉的钱，才是政府服务的报酬，即“净税”。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
净税﹦明税＋暗税－社会公共开支﹦政府服务报酬﹦民众真实负担

5.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做过的一项研究，他以2003年的数据为例，比较中国和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别，其中，用于行政公务的开支：中国是37.6%，美国为12.5%；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开支：中国25.0%，美国75.0%；用于“经济建设”的开支：中国11.6%，美国5.0%；用于“其他”的开支：中国25.8%，美国7.5%。按照这一结果，中国政府用于“行政公务”的开支比重，三倍于美国，再考虑到“其他”这一富有弹性的支出项目占到中国政府开支的25.8%，可以肯定，中国的净税水平远远高于美国。

6.公务员吃香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近两年这种趋势更明显。据调查，在当今的大学毕业生中，有70％的人首选公务员为求职目标，也反映出政府部门在就业中的热门地位。
政府在社会中不直接创造财富。因此，当更多的就业者希望从市场转向政府的时候，表明这个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正在衰减，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税收越高——确切地说是净税越高，社会福利损失越大的真正含义。

7.中国现行宪法关于税的唯一规定是第五十六条：“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纳税仅仅是一种义务，是由国家施加给民众的义务。至于征哪些税、向谁征、征多少、怎样征，民众根本无权与闻。……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税收种类和标准，除了少数经过了人大的表决程序以外，其余几乎全都是由行政部门自行制定。即使是经过人大表决的税收，其实也不能反映纳税人的真实意志。也就是说，中国现行的税制，是由征税一方，也就是政府单方面决定的。纳税人的意志在现行税制中并无系统、正规的体现。

8.这种可怕的税收理论，源于一种崇尚暴力的权力至上的国家理论，经典表述可见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他说，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也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这种国家理论把国家视为一台一部分人压迫与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机器，而法律及一整套国家机器不过就是统治阶级统治、压迫、剥夺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9.只有政府首先依照合法的程序，在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税收的种类和额度，然后才谈得上公民的纳税义务。对于未经合法程序确立的税收，公民本不应有任何纳税的义务，也更谈不上什么纳税意识。对此，人们往往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偷税漏税，或者是为了少缴税向有关官员行贿。单方面制定的税收显然不可能在社会中具有任何权威性和正当性。在中国社会，人们普遍不以偷税为耻，也不以为此而行贿为耻。这种普遍的“道德败坏”正是政府单方面的强制税收导致的。

10.减税是应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最有效手段，既提升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存活几率，而随之而来的产品价格的降低也起着扩大内需的功效，从而扭转对外贸你逆差、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减弱全球经济危机对国内金融环境的影响。而且减税能会使实业投资更有利可图，同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11.经济学中的“拉弗曲线”：税率高并不等于实际税收就高，税率太高，人们就被吓跑了，结果是什么经济活动都不发生，你反而收不上税来。只有在税率达到一个最优值时，实际税收才是最高的。所以当中国税收增长放缓（但之前已经过数年高于GDP 2-3倍的速度增长）的今天，应该做的不是继续增税，而是相反。

12.在全国税收历年持续爆炸式增长之后，政府对于教育与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支出比例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时有下降。更严重的是，有限的政府投入，大部分被花在少数人身上。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表示，“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其余众多例子与数字不再赘述……）

13.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超过一百个）都采用消费型增值税，而中国采取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的关键在于存在着重复征税的情况。

14.由于增值税发生在每一次买卖和消费的环节中，所以它差不多是平均地影响到所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较之下，农村居民收入中所承担的增值税的比例比城市居民更高。2002年之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有1/5都用于缴纳增值税。

15.尽管增值税并不是对所有行业征收，但是经济是一个大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税负高的行业投资回报率就低了，社会投资就会更多流入其他行业，于是其他行业竞争加剧，最终也会把这些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拉低，直到与第一个行业的回报率相等。

16.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在短期内对增加财政收入有帮助，造成的结果却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个税贡献（每个人缴纳数目少，但是缴纳人数多）反倒高于高收入群体。关于个税起征点，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建议将其提高到8000元。

17.累进制的个税制度，虽然对于缩减贫富差距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会起到抑制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一旦富人创造财富的热情降低，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减少，穷人就更无法从社会的进步中获益。过高的累进制个税也等于变相地鼓励懒惰。中国个税最高可达45%，比如新加坡最高只有20%。最近这一帮子建国大爷中有那么多外籍友人，一大原因就是避税。事实就是我们平白少了那么多的纳税大户。

18.中国的税收过分依赖于增值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个税比例只有全部税收的7%。而欧美诸国个税比例都超过50%。原因在于流转税是普通纳税人注意不到的税收，在企业运作中收取却最终还是要分摊到消费者的头上。隔靴搔痒的个税数目直接造成中国民众的“纳税人”意识薄弱，试想如果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自己每月的收入有一半之多要用来缴税，那么我们就绝对不会忘记去追问这些税款的去向和使用情况。所以其实一切关于中国人如何没有宪政意识、没有公民意识的说法都是托词。

19.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30%，而地方政府的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8%和70%。地方政府钱花得多，收得却少，于是只能将目光转向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等地方财政专享的税收之上。于是便造成城市房价暴涨和农业土地不断流失等等恶果。

还清楚地记得，读小学时有一天生病呆在了家里没去上学，胡思乱想间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念头：如果现在悄悄溜回学校去，会不会发觉班里的同学已经统统变成了一群木偶，因为只有当我在场的时候他们才会正常地活动。当然并不会当真去相信这个荒诞的假设，但至少在一瞬间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坏了。

在很多很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才知道当年的奇怪念头居然还误打误撞地和哲学扯上了干系。我开始试着去读一点点的哲学，不单是好奇，同样也是因为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自己本身始终都有着不少的困惑。从气质上讲，我或许还是更倾向于怀疑主义，于是自然而然的，在终于读到大卫·休谟的时候，他带给了我无比巨大的震动。

大卫·休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将理智与逻辑推向了极限，他对物质乃至心灵的持续的同一性以及因果关系造成的难以修补的破坏成为了两百多年来哲学的耻辱。因为根据他那在逻辑上至今无从驳斥的理论，我们没法确切地知道家里那扇房门是否总是存在；没法确切地知道“心灵”或是“自我”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没法确切地使用一切包含有“因为……所以……”的句子。我带着几处疑惑投奔他而去，回来的时候却发现不但疑惑没有得到解答，连原先所有的确定都化成了一种幻觉。很奇怪的状况在于，我不仅没有变得愈加不安，反倒是有所释怀。我发觉人类的理性到头来终究是一件残破的工具，当把它使用到极限的时候，它甚至会转而推翻自己。休谟在他《人性论》的结尾这样写道：如果我们拒绝以上那些精细的推理，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最明显的荒谬；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推理，那么我们又会完全推翻人类的理智。因此，我们要么选择一种假理性，要么就毫无理性。休谟也坦率地承认，在很多问题上他不能发现任何能使之满意的理论，并且既不知道如何去纠正之前的主张，也没法使它们首尾一贯。于是他“被所有这些问题迷惑了，开始想象自己处于可以想象的最可悲的状态中，被最深沉的黑暗包围着，并且完全被剥夺了每一器官和每一官能的运用能力。”

怀疑论者为自己时时处于一种挣扎之中而感到苦恼，其中比较极端的一部分在外人眼里必定会显出荒诞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但我明白怀疑论者只是如此执着于逻辑，他们与其说是对于那些假设“可能为真”而感到恐惧，不如说是对于自己无法彻底排除那些假设“必定为假”而感到不安。怀疑论者的根本困境在于，他们动摇了所有既成观念或曰既成事实的根基之后，却无助地发现他得不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找不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依托。而当对整个外在世界的困惑转移到对自己本身的困惑时，就延伸出了一个更加惨烈的战场。

休谟最后说：“怀疑主义对理性和感觉两方面的怀疑是一种永远不能根治的痼疾，不论我们怎么驱逐它，而且有时似乎已经完全摆脱了它，它也会不时复发……我们愈是加以反省，这种怀疑便愈是加剧。只有粗心和不留意才能给我们提供某种治疗。”至于休谟本人，在他就餐、打扑克、和朋友谈话和纵情欢乐几个小时之后便能自然而然地治愈了他的“哲学忧郁症和迷惑症”。在蒂姆·波顿的《大鱼》里面有这么一句旁白：“就在当晚，我发现你所认为最邪恶和最坏的事物其实只是孤独。”我隐约觉得，人类内心深处的所有困惑和恐惧其实都同出一辙，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有时是哲学，有时是电影。

罗素曾经自问：“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我们试图在哲学里寻找答案，会不会到头来只成为了一个聪明的傻瓜呢？没人能回答，只有天知道。

《虚构集》是我读完的第一本博尔赫斯的小说集。可读罢之后，我失望地发觉自己实在不怎么喜欢他的小说。对我而言，好像只有《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叛徒和英雄的主题》和《秘密的奇迹》还算有那么点意思。相对于他的小说，我还是更喜欢他的谈话录，那里有着一个更可爱而坦诚的阿根廷老头。

博尔赫斯的小说里充满了隐喻。但隐喻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作者为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奠基，然后由读者各自往里填充。读者的分量和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分量和趣味。因此说，隐喻是一项拥有很大附加值的活动。而这个附加值在多大程度上又和某种品牌效应的附加值有关，恐怕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读者对隐喻挖掘的力度也取决于对此所抱有期待的高度。换句话来说，这可能也是一个类似于投资和投资回报率的关系。

博尔赫斯从未写过中长篇小说，除了他自己所说的偷懒和失明的缘故外或许还另有他因。博尔赫斯的小说着迷于构建迷宫，一个真实与虚幻、现实性与可能性、空间与时间的迷宫，从而使得读者身陷于一种迷失的乐趣。对于迷宫构造者来说，一个不可挣脱的迷宫其规模越小才越显得构造者功力之深厚。而一个仅以规模取胜的迷宫无疑是最下乘的。

博尔赫斯自己也说，他的小说里没有人物，只有他自己。这就注定了他的小说从始至终都是一种相当个人化的表达，充满了他本人对这个世界的困惑和恐惧。对于存在着某位高于我的理解和审美范畴的作家这个事实，我完全能够接受；但至于一个表达如此个人化的作家受到无数人众口一词地力捧这个现象，我很难不抱有一些不甚高尚的怀疑。

昨天是26岁的生日。从16岁拿到身份证的那一天起，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恍恍惚惚间，这都老了整整十年了。16岁的时候觉得26岁这个年纪简直不可理喻，等真的捱到了26岁了，好像也不过如此。如今站在26岁的路口眺望36岁，又觉得那才叫一个灾难。衰老是一种无时不刻的忧惧，所幸无可奈何之下终究会学着去慢慢适应。

昨天晚上跑去参加独立影片《两个季节》的上海首映暨导演赵珣的见面会。放映的那个电影沙龙藏在一幢从厂房改建过来的旧房子里。后来才知道这居然还是个圈内颇有名气的小据点，塞满了各式各样的沙龙和工作室。最显眼的是一个朋克乐队的排练场，朝昏暗的过道里射出最通透的灯光。一旁的楼梯口还有一只不畏生的黑猫在旁若无人地闲逛，和整个氛围契合得再好不过了。一个城市哪怕耸立着再多的高楼大厦，如果没有这样一些破旧斑驳的角落存在，也想必会是个相当无趣的地方。

《两个季节》是一部在武汉六中初中部拍摄的纪录片，勾起我无数学生时代的记忆。经历了那么多次改革的中国教育并没有从一种糟糕变革到另一种糟糕。除了师生双方各自在无厘头上造诣更深之外，在本质上与十几年前相比并无二致。老师在学生面前的首要任务依然是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学生在老师面前首要的任务依然是揣摩对方的想法，因为最经济最高效的做法永远都是去说老师等待你说出的东西，尤其是在做检讨的时候；班主任们依然在学校里行使允许你吃什么和不允许你吃什么的权力，哪怕是出于营养学的善意立场；依然在行使没收学生个人物品的权力，哪怕是些不值钱的水货；依然在行使干涉学生服饰或发型的权力，哪怕它只是新潮却并不乖张；依然在鼓励同学间的互相揭发和互相监督，可能同样也是出于稳定高于一切的考量。老师们一边在办公室内批判着课本对学生思想的禁锢，一边自己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是程度不同、只是不自觉而已。或许归根结底，教育是无法从整个文化背景从剥离出来单独探讨的，没有土壤的整体改良，一次次的改革也只是一遍遍地换新瓶去装旧酒罢了。

放映结束之后是一段中规中矩的导演见面会。散场走人的时候已经挺晚了，但楼下那个朋克乐队好像才刚刚开始他们这个嘶吼的夜晚。

为了不错过末班的地铁，和许多人一起在地铁中转站内迎着人流飞奔。仿佛是回到了从前的年代，就像曾经每个学期的最后一节课打完下课铃之后，和同伴们齐齐收拾完书包涌出教室去追逐期盼许久的寒暑假一样。同时又不无伤感地意识到，我的26岁也就此被抛在了身后。

布克哈特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我总觉他也有做一个专栏作家乃至脱口秀主持人的潜质。他在成堆的史料中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冷峻而犀利地剖析一切——带着他深刻的洞见和偶尔有之的偏见，直剖得刀刀见骨、鲜血横流。然而在这种冷峻之外又间或流露出对于早已消逝而不可复得的那些时代的温情与缅怀。

——关于宗教改革——
新教，至少是当初的新教和所谓追求精神自由毫无关系。“在多元和自由表征了16世纪的开端之后，两个教会，天主教和新教都变得逼迫性地武断，都要求人们再次变得偏执。新家国家后来成了‘精神自由’之地，并非因为它们是新教的，而是因为它们不再那么热心。”新教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教义——因为新教徒也把“自己的特殊教义看作是彻底拯救灵魂的必需”——而在于它们成为了当时各个政权用来敲碎天主教会从而为自己谋利的一柄“破城槌”。“相互诅咒徘徊在新旧宗教之间。谁若打算宽容一支信仰不同的少数派，他或许会想到自己正招致上帝对他本人和他国家的愤怒。毕竟少数派不仅仅是‘不信者’，而是‘藐视者’。”所以这绝非一场桎梏和自由、不宽容与宽容之间的冲突，而是两只各自秉持着绝对主义的野兽间的搏杀。绝对主义间的战场并不意味着是相对主义的温床，但无论如何，两个一元论拼得你死我活总比一个一元论一统天下要来得强。

——关于历史研究——
“所有学科中历史学是最不科学的了……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对一个时代在另一个时代中所发现的值得注意的东西的记录。根据他的民族性、主观性、训练和时代，每个历史学家都将有特殊的选择，对于什么值得传达有不同的标准。”这其实也和汤因比所持“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历史”的观点一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过去时代的道德批评易于出错。它很难从我们自己时代的纠葛中超脱出来，且总把当前的迫切需要转交给过去。”但这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如此一种历史态度的根基其实正是建立在与理解和包容之上。如果一个时代能够学会平等、宽容地看待另一个时代，不以他者的不同为不道德，那么一个人也应该能学会平等、宽容地对待另一个人，不把他人的不同视为异端。

——关于身为统治者的克伦威尔——
“有些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他就是一个。但有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产生了这么一个人的民族是否就该得意忘形。他的权威由两种元素构成，他的伟大和绝大多数服从他的人的低贱。”这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个不但产生过如此众多“伟大君主和领袖”而且至少在主旋律中依然为此沾沾自喜的民族。在这种伪高潮之下掩盖的难道不正是整体的蒙昧和平庸么？而最可悲的也在于“个别领袖和篡位者治下长期的、自愿的奴役；民众不再相信原则，但的确时常相信救星。”

——关于巨变中的近代西方世界——
“钱变成且始终是事物的重要尺度，穷是最大的恶。”“知识和文化的确得到了赏识。但不幸的是文学在多数情况中也变成了一个工业……最著名的作家最有可能变成制造商。至于学术，屈就于报酬的通俗化甚至变得比研究本身更重要。（这最后句原书翻译得似乎很有问题，我擅自按自己的理解改动了下）”“慌张和惶恐正在损害生活。由于普遍竞争，一切都被逼向最大的速度和对细微差别的竞逐。”“由于大城市的影响，掀起了追求暴富的躁狂，因为这简直就是生存的尺度……‘体面的生活’被抬升到了难以负担的地步；至少是要求富裕的外表。”这不正是我们当代人活脱脱的生活写照嘛？我们常常一边抱怨着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一边又沉溺于横流的物欲而不可自拔。这个时代满足了太多的欲望，却勾起了更多的欲望，到头来终究要为这种穷奢极欲支付高昂的代价。于是每每到最后人人总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作借口，但一直被忽略的事实是“我们很想知道自己正漂流在这大洋中的哪个浪涛上，但我们自己就是那浪涛。”

——关于法国大革命——
“而今为权力而非原则争吵的那些党派个个陷入一种特殊的野蛮猜忌，都相互指控对方怀有君主政体想法和反对共和。此外，暴力和专横确实是它们都具有的元素。没人真的相信共和国将被建立，这把它们逼得狂躁和绝望，以致一切同情都置之一旁。”不管是共和制还是民主制，如果没有一种背后的共同理念以及对制度起码的尊重和信心来支撑，那么即使再好的制度也仅存于纸面之上，不过是一具空壳罢了。如今我们热衷于高呼民主，却鲜有自问是否真正做好了民主的训练和准备，而不仅仅只停留于一种口腔的热度。因为民主恰是这样一种制度：只有“民”中的每一员足够好，民主本身才会足够的好。否则带来的也可能是一场程度不等的灾难，就像法国大革命那样。

“革命来了，先是释放出所有理想和志向，后是释放出所有激情和自私。”“大革命已经成了一笔出自许多暴行的、交错盘结的大宗生意，在其中，董事和股东设法相互开除，以求最少的人继续当家做主……”“那些日子里人们想做的既非共产主义者，亦非社会主义者，而是赃物的新主人。” 激进的暴力革命在成功之前是一个无畏的行动者，成功之后就摇身变为一个精心的粉饰家。“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那是老式的讲法，比较新式的讲法是这样的：暴动从来不会成功，因为一旦成功，它就不会叫作暴动了。

——关于拿破仑——
“纯粹的权力意识乃是关键，当然，伴随着一个非比寻常的人物，但仍然堕入一种赌徒的激情。……出于他的伟大，错误的目标拿破仑干得不仅理性，而且有天赋，以致错误的目的没有抹杀手段。”“拿破仑在所有军事事务上都有第六感，对一切有助于权力生成的东西都有第七感。”如果再拿出夏多布里昂对拿破仑的评价来就相得益彰了：“他的天才是现代的，他的野心却是旧式的；他看不到他一生的奇迹超过一顶王冠的价值……人群在他眼中只是强有力的手段。”法国人出于对大革命期间混乱的恐惧，转而渴望起铁腕统治下的秩序，拿破仑这才顺势走上了舞台。于是法国人收起了党派互伐中的断头台，却一回身又在战场上流尽了鲜血。不受限制的强权即使能擦干此处的血迹，终究也会撕开别处的伤口。无从制约之下，越大的权力也就意味着越大的危险。众人皆知小布什同学居然连自己的母语说得都不怎么溜，但当他说出“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时，我瞬间觉得过往一切的笨嘴拙舌从此都能够一笔勾销了。

在我还未结识一个人的时候，卡尔维诺已经把他剖开了。这就是我读完卡尔维诺的这本《为什么读经典》之后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本作家vs作家的小书，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觉得自己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多地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观望。我更多地在关注卡尔维诺如何观察和挖掘的这个过程，而尽量避免超过限度地接受他的结论。有一份可能是太细致的答案过早地摆到了你的面前，你可能就会失去独自解题的可能性。这个亲历亲为下的结果可能是简陋的，但一定是必要的。正如卡尔维诺在开篇中所说：“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

在将来的什么时候读过这些原作以后，我大概会回过头来再翻翻卡尔维诺的这本书。在此之前，我要一直把它放在书架的最深处。

坦克隆隆的嘶鸣依旧，
挡车的螳臂已无迹可寻。
沉默和谎言抹不去，
天安门广场上的斑斑血迹。

花样的青春呀，
在红日底下奄奄一息。
光鲜的舞台由你们来装扮，
幕布背后又被垃圾一样丢弃。
人民的军队，
以着人民的名义，
将子弹射向了人民。

在那个青涩和懵懂的年纪，
同一顶帐篷里面，
翻腾着的热血的稚气，
和作呕的表演混杂在一起。
当汹涌的浪潮终于退去，
早已无人哭泣。

《Nothing But the Truth/真相至上》这部电影是我所看过的由Kate Beckinsale出演过的电影里最有深度的一部。

在Rachel旷日持久地继续耗在拘留所里的时候，在其他记者由于压力或厌倦已经不再跟进报道此案件的时候，只有一个娱乐记者冒出来要求做一个直播的专访。Rachel的编辑隔着玻璃无奈地对她说：我们正在失去关注度。当一个事关根本原则的案件却沦落到试图通过一名娱记的访谈去抓住公众的眼球时，这本身就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Rachel在访谈里毫不客气地直言，真正的记者都有着为维护自己的原则而去蹲监狱的准备，而你永远也不用担心政府会找上门，因为政府根本就不在乎你是怎么获悉帕丽斯·希尔顿吃饭的地方的。这些年来媒体正越来越多地倒向花边和绯闻的阵营里去是个不争的事实，因为真相和原则总归是不够时尚、不够娱乐的。不过在那些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这种趋势的形成倒也并非毫无道理：如果公众无法在所有事关权利和原则的问题上获知真相，那也就只得转而去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谁爱上谁了、谁甩了谁了、谁整过容的，这些事情虽然无甚价值，但毕竟是真实的，不是么。

Rachel的丈夫带着情人在餐厅不巧遇见了Rachel的律师，于是只能为自己辩白：选择包含了后果，这都是Rachel自己的选择。律师老头说，如果你认为Rachel在这种情形下依然还有选择的话，那么你们或许就不该在一起。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永远都有那么些绝难妥协和放弃的东西，哪怕是以爱情或是家庭的名义。正如这个律师在法庭上的陈词：“我曾经告诉她，我是在为她本人而不是为了她的原则辩护。但也正是在遇到她之后我才明白，对于伟大的人而言，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原则之间根本密不可分。”然而原则有时候会索要尤其高昂的代价，这是那枚名为伟大的硬币不为外人知的另一面。

“当一个政府不再害怕被追究责任的时候，它的本质会变得如何？这个想法让我们不寒而栗。监禁记者？这是其他国家做的事情，这是那些惧怕自己国民的国家的做法，而不是珍惜和保护公民的国家所为。”影片中的这席话道尽了新闻自由的所有价值。固然，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总是在与国家安全的交锋中获得胜利，因为这是一个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的世界，而自由也并非人类所追求的最高和唯一的价值。自由可能需要在与其他诸如安全、平等这些价值冲突时作出适当的退让，但保留有获知、质疑乃至反对每一项以自由为代价的妥协的权利才是捍卫自由不受致命侵犯的根本保证。当美国人说：“这是其他国家做的事情”的时候，口气里满是骄傲和优越感。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有这个资格。

影片最后结局的设置着实有点模棱两可。但假如你把Rachel从始至终捍卫原则的动机归结到母性的本能上去，反而会把整部影片的高度拽下来一大截。或者不妨从另一面来看，正是因为Rachel打一开始就知道说出自己的消息来源并不会对这个“线人”造成任何的伤害却依然坚持一个记者的底线毫不退让，才愈加显得这种坚持的可贵。而特别检察官发觉自己煞费苦心所要追查的“叛徒”到头来居然只是一个还深受同学的恶作剧困扰的小学生时，我似乎看到了躲在一旁的编剧嘴角上冷冷的嘲笑。